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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人民网“城管十问”系列报道之五(转载)  

2011-10-28 16:47:58|  分类: 城管执法资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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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贩“生存”与城管“面子”,一对解不开的死结?

人民网记者  段欣毅

“要生存,还是要面子?”每当出现城管与小贩冲突的新闻,社会舆论总会发出这样的质问。质问的对象除了作为当事一方的城管外,还有地方政府。“生存”与“面子”真是一对解不开的死结吗?2011年8月,人民网记者带着这个问题来到我国两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与珠海采访。

  除了坚守别无选择

  8月9日,人民网记者到达深圳。数日后,这里将举办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根据惯例,每逢重大国际性活动之前,城市的领导者都会要求对治安、市容等工作进行严格治理。

  这种时期,街头小商贩也将备受“关照”,但即便如此,深圳的街头小商贩却仍在“坚守”。“要开大运会嘛,以前晚上九点、十点就出来了,现在要到午夜十一二点。”当地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

  正如该司机所言,在深圳最繁华的华强北地区附近某路段,直到午夜十二时才看见有小贩陆续出摊。记者以普通游客身份与一位买小饰品的摊主攀谈。

  记者:怎么才出来啊?这么晚了。

  摊主:开大运会啊,城管管得严。

  记者:那要摆到几点呢?

  摊主:两三点吧。

  记者:这么一会儿能挣到钱吗?又不是周末,没多少人啊。

  摊主:这月肯定受影响,但不出摊吃什么啊?

  “不出摊吃什么?”这个问题,小贩的“对立面”——城管也认为不可回避。深圳市城管局所属城管研究所所长胡振华主张,应该“跳出城管看城管”,小贩与城管矛盾的深层次根源在于社会保障尚不完善。

  资料显示,在城市中的小贩多来自农村,年龄在30岁至50岁之间,除了养活自己外,还要抚育子女、赡养老人,生活负担相当沉重。但另一方面,他们掌握的劳动技术有限,就业难度大,即便能谋到一份工作,收入一般也很微薄,难以支撑整个家庭的开支。

  深圳和珠海都是外来人口很多的城市,人民网记者在两市街头采访期间,许多小贩都向记者表示,但凡能有一份收入过得去的工作,谁愿意过这种成天被人撵的生活?

  深圳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谢志岿认为,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优质资源向城市集中,城乡之间生活成本趋同,而收入差距扩大,迫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但城市的正式经济部门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剩余的人就只有在非正式经济部门谋生。
城管注定扮演“黑脸”

  其实,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贩相比,作为执法者的城管往往也没有更多选择余地,以至于在对城管的采访过程中,无论是城管领导还是基层执法队员,记者不断能听到“我们才是弱势群体”、“我们被妖魔化了”、“媒体对我们有偏见”等声音。

  我国第一支城管队伍成立于1997年。为解决城市长期快速膨胀过程中伴生的许多管理难题,当时的政策设计者认为,建立专门的城市管理机构,赋予相对集中的行政处罚权,是现行体制下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有效途径。

  这就注定城管在多数情况下将扮演“黑脸”的角色。深圳南山区一位城管干部对记者说:“其他一些部门的工作是让群众得实惠,即便没有付出100%的努力,也会得到表扬。但我们城管却是给人找麻烦,做得越多越挨骂!”事实也证明,自从城管队伍成立以来,关于城管的各种负面新闻几乎从未从媒体视线中消失。在网络上,各种调侃城管队伍,甚至带有羞辱意味的段子也比比皆是。

  8月15日,在珠海市狮山路,经营着一家大排档的阮先生,因为店铺狭小必须占道经营而被查处。面对记者采访,阮先生对城管的执法却毫无怨言:“他们没有错,我知道他们是按照规定在执法,我只希望政府能给我们生活在底层的人更多宽容。”

  阮先生“不怪城管怪政府”的话语也点出了城管在解决与小贩矛盾中的局限性。在目前的行政架构中,城管部门更多地是体现“执行”的职能,在政策制定方面的话语权则相对弱势。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唐娟研究员认为:“小贩与城管双方的权利都是正当的。城管有时采取暴力执法,是因为我国目前的行政机关都处在压力型体制之下,任务指标被层层分解,各级官员必须‘向上看’,这就极易导致工作重视结果而轻视过程。”

  市容宽严谁说了算?

  记者从采访中了解到,城管的工作压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市领导,一是市民。

  与公安、交通等中央有“部”、省里有“厅”,市里有“局”的部门不同,城管机构在中央和各省政府(直辖市除外)层级没有专门的业务指导机构,各地城管执法尺度主要是依据“市容条例”等地方性法规。这些法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当任主要市领导的治理和发展理念。深圳市城管局局长蒙敬航告诉记者,对于小贩生存与市容环境之间如何平衡,各地市领导的观点存在分歧。

  不过从总体来看,各地政府对市容的要求是偏严的。蒙敬航表示:“面子工程”也是“里子工程”,提升市容环境也等于提升投资环境和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记者了解到,这是市容备受各地领导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于公,通过招商引资的途径发展经济和促进就业,带来的现实利益远大于放宽对小贩的管理所带来的好处;于私,对各地方领导的政绩考核中,经济成就都占最大权重。

  另一方面,基层群众近年对市容问题关注的积极性也明显提升。但随着收入差距扩大,不同公民群体之间权利诉求也存在较大的鸿沟。部分人群开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环境,而其他人群则更看重“物美价廉”的生活,两者间仍然缺乏包容。

  记者采访被珠海城管查处的阮先生时,一群旁观者围拢了上来。其中一个自称住在附近的居民对记者说:“我支持他,在他这里吃一个炒粉只要几块钱,现在不是每个人都吃得起大餐馆!”但阮先生也知道,之所以被查处,同样是因为有附近的居民举报了他。

  深圳南山区某城管负责人告诉人民网记者,目前该区只要市民举报违法的情况属实即可立案,每一个案件的办理进度都会在联网的电脑中显示,有关领导可以随时查阅到,而办案情况与城管队员的考核息息相关。这样,普通市民的举报就可以迅速转化成上级领导的压力,并进而影响队员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对普通城管队员来说,深究哪方代表多数民意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上级往往不关心过程,何时结案才是考核的客观数据。据记者了解,一些城管采取激烈的执法手段就是由于案件的“限期”将至。

  由此可见,城管队伍是被夹在了两种群众利益之间,但令他们感到十分委屈的是,在真正采取执法行动的时候,往往属于少数派的“原告”却“躲”起来了,变成城管与“被告”“单挑”。有城管队员不无感叹地对记者表示,同样为民办事,为何我们只闻骂声,不闻掌声?
法律不敌“潜规则”?

    上级的压力、复杂的民情、制度的困境、舆论的偏见……种种因素使城管对工作变得异常敏感。

    记者在随珠海市香洲区城管分局体验执法的过程中,亲历了一次暴力抗法事件。执法过程中,店主情绪激动,不仅恶言挑衅,还多次率领手下伙计试图抢回被暂扣的桌椅。眼见违法设备将被拉走,一店员被城管队员推搡时佯装被殴,倒在执法车前拦住去路,以期制造“城管打人”的事故。不过城管分局一早已特意安排了人员将整个执法过程拍摄了下来,机关干部说:“这是留着在遭受莫名之冤时作为呈堂证供。”

    某城管干部私下向人民网记者透露:“如果不是遇到什么大检查,或者领导盯得紧,我们很少采取强硬手段。” 

    据记者了解,由于彼此“太熟悉”,而且都不希望发生过激事件,一些地方的城管与小贩之间事实上已经形成了默契的“潜规则”。比如,小贩对城管上下班时间都心中有谱。一日午后,在珠海街头,一个卖菠萝蜜的小贩就对记者说,他就是趁城管午休的时间出来“活动”的。

    此外,积极“配合”城管工作也是小贩群体中一条通行的生存法则。城管巡逻一开始都会口头警告,而小贩一旦“活动”时不小心碰上城管,就“听话收一阵”,等他们离开后再摆出来。这条法则的好处是让城管队员容易向上级交代:不是城管不作为,也不是执法没有效果。等他们再出动,案件已经刷新,可以原样循环。

    某城管队员表示:“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不敢出事。(如果)发生冲突,公安不会说小贩妨碍公务,一般只会当普通民事案件(处理),把当事双方都带走。”

    蒙敬航认为,相较于公安机关,城管执法往往是“对事不对人”,仅对违法物品有处置权,缺乏威慑力,如果当事人拒绝配合,连其姓名、住址都无法知道,这一点让城管的执法效率大为降低。

    “潜规则”带来了“和谐”,却冷落了法律。如果这种非法的默契长期存在,遭到嘲讽的最终必然是政府的公信力。但是,小贩与城管同为“弱势群体”,如果不这样又将怎样呢?

    为民开通“六尺巷”

    我国古代有一个关于“六尺巷”的典故。据《桐城县志》记载,清康熙年间宰相张英老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发生争执。两家宅地都是祖业,年代久远,界限成了一笔糊涂账。两家互不相让,张家人只好飞书抵京把事情告诉张英,想让张英打招呼“摆平”吴家。张英阅过来信,释然一笑,挥起大笔写了一首打油诗:“千里传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得张英复信,家人知其心意,主动将垣墙拆让三尺。邻居吴家见“宰相肚里能撑船”,深受感动,也后退三尺建墙。于是两宅之间留下了一条六尺宽的小巷,成为传世美谈。“六尺巷”的典故告诉世人,唯有包容谦让,才能使邻里和睦、社会和谐。

    小贩屡禁不绝,与城管冲突不断,一定程度上是过去我国城市发展只重数字不重民生的历史苦果。要解决这对矛盾,首先应当反思的是城市治理和发展的理念。

    资料显示,我国有许多地级市都提出要建设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今年初国家发布的“十二五”规划,则反复强调城市化要“积极稳妥”,要求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与新农村建设相协调。这也要求有关城市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回归理性,回归现实。

    “生存”与“面子”并非一对解不开的死疙瘩,关键在于城市的“宰相”们有没有如张英般“能撑船的肚量”。目前部分城市的“市容条例”过于严格,等于让被迫“城市化”的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失地农民,“被断了后路又被堵了前门。”而一些城市也意识到,完全禁止小贩,采取“一刀切”的办法,既影响到部分基层群众的生存,也降低了市民生活的便利性,于是创新采取了允许小贩限时段、限地域经营等措施,取得良好效果。

    谢志岿认为,从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可以适当牺牲一点“秩序”来保障民生。

    深圳市知名基层工作者敖建南告诉人民网记者,目前深圳居民反映强烈的是空气污染、噪音污染严重的烧烤摊档和夜间露天大排档问题,但对类似补衣修鞋等便民服务的小摊点,反而希望多设立一些。

    不过,在呼吁政府更宽容地对待小贩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小贩经济”的负面效果如食品安全的隐忧、环境卫生污染、道路交通受影响等,同样真实存在。因此,完全放开也不符合城市发展的需求。

    专家建议,可以尝试对商品和服务种类,通过居民自治机构,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实行许可制的管理方法。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唐娟研究员在台湾的士林夜市看到,即便一个摊位很小的店主,所使用的纸杯都是特制的,印有门店的Logo、网址、电话等。据此,她认为,如果解决了“产权”问题,让摊贩能够相对“固定”经营,便能培养他们的品牌意识,增强自我约束的能力,卫生及品质问题就能自然消解。

    小贩与城管在相互博弈中维持平衡。尽管有些小贩能理解城管的苦衷,但媒体与社会舆论却一边倒的站在小贩这边,谴责的矛头指向了城管。那么媒体眼中的城管又是什么样子呢?请看人民网“城管十问”第六期:中国城管是否被传媒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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