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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赔偿问题  

2011-01-14 09:45:00|  分类: 城管执法资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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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惊悉城管“执法”被判陪相对人七万五事件,深感震惊!震惊之余使我反思,觉得有必要从法理的角度来理性的分析,其目的就是端正执法思想,提高自身执法素质,加强法制观念,以便今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由于特殊原因我不便也不想打听具体事情经过,但因城管“执法”赔偿相对人七万五是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城管执法没有过错,那么为什么要赔偿相对人七万五呢?显然整个事件的过程有以下几个要点:一是我们城管“执法”一定存在着过错;二是由于我们城管“执法”造成了相对人的损害;三是我们城管“执法”过错与相对人所受的损害存在着因果关系;四是损害的结果必须要求城管进行赔偿,整个事件链条如果有一个结点断裂,都不会发生后期的赔偿责任。为此,特提出几个问题,从法理的角度来认真理性的分析:
  问题一:城管队员一个人便衣执法的行为是否是行政执法的公务行为;
  问题二:相对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妨碍执行公务;
  问题三:城管队员的行为造成相对人损害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问题四:城管队员的行为是否构成了故意伤害;
  问题五:赔偿是应该国家赔偿还是个人赔偿。
  一、城管队员一个人便衣执法的行为是否是行政执法的公务行为。
  行政执法是执行公务的一个特殊形式,因此,执法也可以说是在执行公务。那么行政执法需要什么构成要件呢?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除了规定了必须具有法律、法规授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以外,还对具体的执法进行了规定,第三十四条 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身份政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当场交付当事人。第三十七条 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这对执法的构成要件提出了具体、明确的法定要件,说通俗点就是:1、执法人员要有法律法规授权;2、对于执法人员在简易执法程序中,可以一人执法,但必须履行法定程序;3、对于执法人员在一般执法程序中,必须两个执法人员,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执法。XX市城管执法局还就城管执法向整个社会公示了城管执法的“五条禁令”,其中第一条就是严禁便衣执法。
  关于公务行为的构成要件中是否必须以公务的合法性为前提问题,我国刑法学界主要有肯定说、否定说和折衷说三种意见。基中肯定说占主导地位。从条文的文义角度看,“依法执行职务”就意味着所执行的职务本身必须是合法的。从立法精神看,各国立法例和刑法学说也大多认为公务的成立必须以公务行为适法为要件。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对一个执法人员能否执法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但从法条内容看,在实施简易程序中尽管没有对执法人员人数做具体要求,但对实施一般程序中对执法人员人数确做了具体要求。这就可以理解为,执法人员在实施简易执法程序中可以一个执法人员执法,但在实施一般执法程序的情况下,必须要有两个执法人员执法。那么实施简易执法程序有没有法定要求呢?可以说是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五十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一千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第四十七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一、依法给予二十元以下的罚款的;二、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第四十八条规定:在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依照本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罚款决定后。当事人向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经当事人提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综上法条可以知道,执法人员要实施简易程序执法应具备以下法定要件:1、违法事实确凿;2、有法定依据;3、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罚款,对法人或其他组织罚款1000元以下,以及警告的处罚;4、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5、在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执法。
  对执法人员能否着便衣执法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但XX市城管执法局向城管执法队伍和社会公示的“五条禁令”却明确规定“严禁着便衣执法”。 我们知道任何公务行为都必须具有公定力、确定力、和效力推定力。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就是指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即对任何人都具有被推定为合法、有效而予以尊重的法律效力。行政行为公定力的理论依据是“社会信任说”。作这样的推定和尊重,是基于社会对行政主体及其意思表示的信任,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所作的一种意思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尽管没有对行政执法能否着便衣予以具体规定,但XX市城管执法局规范性文件应该对所有XX市城管执法方式进行了明确的确定。这种确定对内(城管队伍)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对外(社会)有很强的考量力。这种确定还应该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公定力、确定力、和效力推定力。更加重要的是XX市城管执法局向社会公示了“五条禁令”,就是基于“社会信任说”理论,是社会基于对XX市城管执法局及其意思表示的信任,并希望全社会进行监督和检查,评判城管执法局工作的质量。
  综上所述可以确定:城管队员一个人着便衣执法不是行政执法行为,也就是说不是在执行公务。退一万步说其行为最起码应认定为具有重大和明显瑕疵的“行政执法”行为。
  二、相对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妨碍执行公务。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妨碍执行公务。我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了妨碍公务罪,其中第一款规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妨害公务罪在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以及客体方面有以下特征:
  (一)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以下四种情形之一的行为
  1.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犯罪对象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所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运用其合法职权进行自己的公务活动。
  2.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行为。
  3.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行为。
  4.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
  (二)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
  这里的实害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出现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严重后果,却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后果的发生。
  (三)妨碍公务罪的客体指向
  妨碍公务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公务活动或国家工作人员的公务行为。在妨害公务罪中,其所侵犯的犯罪核心客体是国家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的正常公务活动。
  在明确妨碍执行公务以后,我们结合本次事件来认真理性的分析。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要搞清对于违法行政的行为,相对人有没有对抗权问题。
  我们知道执行公务的充分要件和前提是“依法执行职务”,没有这个充分要件和前提根本就谈不上执行公务。我们在前面已经论证了有关我们队员是否在执行公务,在此就不重复了。妨碍公务的构成须以公务适法为前提,从行政法视角和我国实际情况看,对是否公务行为应根据多种因素加以综合判断,但对有重大且明显瑕疵的行政行为应认定为无效,相对人对无效的行政行为享有对抗权。
  从本案相对人的心理来分析,尽管我们队员是一个人着便衣“执法”,但我可以肯定相对人绝对知道我们队员是在“执行公务”,可是其仍和我们队员发生了争执,那么这种争执是否构成了妨碍执行公务呢?这就要从相对人主观意识上来分析,我们可以设定几个假设:1、相对人知道我们城管队员是在执行公务,但因为不服管理,怕承担法律责任,仍使用暴力妨碍执行公务;2、相对人不知道我们城管队员是在执行公务,因为从表象看,我们队员是一个人着便衣“执法”,相对人错误的认识造成了矛盾的发生;3、相对人明知我们城管队员是在“执法”,但其已经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和XX市城管执法局向社会公示的“五条禁令”,因此在心里能确定我们队员的执法是违法行政。三种心理状态最后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不同的。如果是第一种心理状态,那么其结果必然构成了妨碍执行公务,相对人就必须要承担妨碍执行公务罪的法律后果。如果是第二种心理状态,那么相对人就不可能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相反还应当被社会所承认和接受。如果是第三种心理状态,那么相对人就应该享有对违法行政行为的对抗权。可是如何来甄别相对人的心理状态呢?这很难,必须要有证据来证明相对人的心理状态,以便来确定相对人在主观上是否构成妨碍执行公务。从一般法理的角度来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已经向社会公示,并且XX市城管执法局也已经向社会公示了“五条禁令”,那么这种公示行为即可以从法律角度上来认定相对人已经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特殊规定,以及对XX市城管执法局“五条禁令”,相对人完全可以确定我们队员的“执法”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XX市城管执法局的“五条禁令”,是在违法行政。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因为我们队员是一个人“执法”,很难作到即在执法,又在取证,又没有其他见证人来证明我们队员的合法行为。反过来我们又无法找到相对人心理状态的证据来支持我们的观点,这样就使我们队员在执法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因此,就本次事件的发生,相对人不承担妨碍执行公务的法律责任,对我们队员的违法行政具有对抗权。
  举一个非常典型的判例来说明。二战结束后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的纽伦堡军事法庭在开庭审理一纳粹战犯时,该战犯竟辩称自己无罪,理由是,他针对平民的杀戮行为是执行上级命令,是职务行为,如果有责任也不该由他个人承担。但法庭认为他的辩护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对于明显违反人类伦理道德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应该承认其效力。该纳粹分子最后被判了死刑。当然,我在这里决没有把我们城管队员和纳粹相提并论的意思,只是从法理上来论证我所说之浅显的道理。以上例子中那个纳粹的抗辩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对于明显有违人类伦理道德的法令是根本无效的,任何人均可予抵抗,任何人不得以履行公务为名而免除个人责任。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判例。值得关注的是,我国公务员法已明确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如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城管队员的行为造成相对人损害是否构成正当防卫
  所谓正当防卫是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这是我国刑法第20条对正当防卫所作的规定,也是我国公民正确行使正当防卫权的唯一合法依据。说白了,正当防卫的本质就是以暴力手段来保护合法权益。这里面有几个点必须要掌握:1、在空间上必须有不法侵害行为存在;2、在时间上必须是“正在”发生的;3、正当防卫所采取的暴力手段限度。4、其主观目的性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以及本人和他人的合法权益。这四个点是构成正当防卫的充要条件,缺一不可!
  结合本次事件来分析,其中有两个点必须要明确:第一是相对人的行为是否构成了“不法侵害”;第二是我们队员的行为如果要认定为正当防卫,是否超过了必要限度而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首先,就现场情况来判断,相对人的行为是否为“不法侵害”,从以上我们的具体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相对人的行为不能被称为法律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因为从法理上来说,对行政执法人员违法、无效的行政行为,相对人具有对抗权。但是这种对抗权不是无限度的对抗权,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自己的对抗权。如果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如对我们城管队员进行辱骂、殴打等,就不能称之为合法的使用对抗权,必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相对人在行使对抗权的时候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危及到我城管队员的人身权利中的健康权和生命权时,那么我们城管队员将可以依法行使正当防卫的权利来保护自己,造成相对人的损害将不负法律责任。但是,如果相对人在行使对抗权的时候没有超出法律允许的范畴,那么就不能认定相对人的行为是“不法侵害”。这里面又引申出一个问题:如何来判断相对人是否正确的行使了对抗权。要做这个判断同样是很难,关键的是我们必须要有证据来支持我们的判断,单听一方的辩解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有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各个证据之间要能够相互印证,从而来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是,正因为我们队员是一个人着便衣“执法”,无法用证据证明我们的观点。这就是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执法人员在履行一般程序执法时不能一个人执法,和市局为什么反复强调城管执法不能着便衣执法的原因。可惜我们队员没能很好的执行,从而吃了“哑巴亏”。根据法律“疑罪从无”的原则,我们只能认定相对人在行使对抗权时没有超出法律允许的范畴。从正当防卫的四个要点来看,既然“不法侵害”不存在,那我们队员正当防卫的理由也将不存在。
  如果退一万步,即使对此次事件认定了我们队员是正当防卫,那么我们队员的防卫行为是否超过必要限度了呢?答案是肯定的。从司法实践来看,一般理解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一是在强度上必须以“对等”为限度,即与“不法侵害”所实施的手段强度相对等。开玩笑的比喻,如果相对人的“不法侵害”所实施的手段是拿块“板砖”来威胁我们并向我们投掷(当然无法判断他是否会砸在我们什么地方,能不能将我们置于死地),我们只能拿相应的“器材”与之对抗。如果我们手中有枪而开枪将相对人击伤或击毙,那么,我们的防卫行为肯定是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因为,“板砖”和枪支是不能对等的;威胁并投掷“板砖”行为与使用枪支将相对人击毙、击伤的行为强度是不能对等的。二是在结果上以“制止”为限度。即将正在实施的不法侵害行为制止住为必要限度。如果我们已经使用必要的暴力手段制止住犯罪嫌疑人正在实施的不法侵害,使之无法再犯罪后,我们仍对相对人实施暴力,那么我们的行为就超出了必要限度。从此次事件来看,我们队员并没有受到多大伤害,但是相对人确形成了较大的身体伤害(听说是骨折,经司法鉴定为轻伤。不完全确定)。那么,从结果的角度来看,我们队员的“正当防卫”行为的确是超过了必要限度。法律规定,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是要负法律责任。正当防卫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遇到严重暴力犯罪的时候,如强奸、抢劫、杀人、爆炸等,才可以实行“无限防卫”行为,造成犯罪人死亡等损害后果可以不负法律责任。
  四、城管队员的行为是否构成了故意伤害
  乍听“故意伤害”好吓人啊!不免在心里要问:有那么严重吗?!
  那么我们需要从法理的角度来理性的分析一下。故意伤害,是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一)客体要件
  故意伤害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身体权,所谓身体权是指自然人以保持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完整性为内容的人格权。
  (二)客观要件
  故意伤害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非法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1、要有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的方式,既可以表现为积极的作为,亦可以表现为消极的不作为。既可以针对人身的外表,造成外部组织的残缺或容貌的毁坏,又可以针对人体的内部,造成内部组织、器官的破坏,妨碍其正常的功能活动。总之,无论是直接由本人实施还是间接实施,亦无论是针对何种部位,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只要出于故意,能造成他人的人身健康伤害,即可构成本罪。
  2、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必须是非法进行的
  3、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必须已造成了他人人身一定程度的损害,才能构成本罪
  只是一般性的拳打脚踢、推拉撕扯,不会造成伤害结果的,则不能以本罪论处。但就结果的严重程度而言,则有3种形态,即轻伤、重伤或死亡。如果没有造成轻伤以上的伤害,如没有达到伤害等级或虽达到等级却属轻微伤,则不能以本罪论处。
  所谓轻伤,是指由于物理、化学及生物等各种外界因素作用于人体,造成组织、器官结构的一定程度的损害或部分功能障碍,尚未构成重伤又不属于轻微伤害的损伤。鉴定应当以外界因素对人体直接造成的原发性损害及后果包括损伤当时的伤情、损伤后引起的并发症和后遗症等全面分析、综合评定。
  所谓重伤,是指使人肢体残废或者毁人容貌,丧失听、视觉或者其他器官功能以及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损害的伤害。
  (三)主体要件
  故意伤害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其中,已满14周岁末满16周岁的自然人有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行为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四)主观要件
  故意伤害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事先对于自己的伤害行为能给被害人造成何种程度的伤害,不一定有明确的认识和追求。无论造成何种程度的结果都在其主观犯意之内,所以,一般可按实际伤害结果来确定是故意轻伤还是故意重伤。
  在弄懂“故意伤害”的法律概念以后,我们结合本次事件发展的过程和所造成损害结果来分析,在上述论述排除了“妨碍执行公务”和“正当防卫”的前提,从“故意伤害”的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角度来认真理清思路。
  一是主体要件。故意伤害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法律没有排除任何有特殊身份的人,我们城管执法人员也同样是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的一般主体,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权利。
  二是客体要件。故意伤害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身体权,所谓身体权是指自然人以保持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完整性为内容的人格权。本次事件所指向的客体就是相对人的身体权,因造成了相对人骨折,经司法鉴定为轻伤(轻微伤?),因此客体是明确的。
  三是客观要件。故意伤害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了非法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注意:这里面有一个点必须明确,即我们的行为是否为非法。法律规定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即正当防卫、战争,以及公安、检察、法院、国家安全在执行特殊任务等情况下,才能使用暴力损害他人身体健康。而这些情况的发生前提必须有严格的法定要件。除此之外,一切以暴力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都是非法的。我们在“执法”中,法律并没有赋予城管执法人员特殊权力,因此,造成他人身体损害理所当然的被确定为非法行为。
  四是主观要件。故意伤害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要认定主观上是故意一般较为复杂,因此在一般的司法实践中,只要主体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意识思维正常,就确定有能力确认到自己的行为后果。比如,你和他人发生争执,你出手打向他人一拳,把所造成的后果先放到一边,法律肯定认定你这一拳是你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损害他人健康的后果,而希望或放任自己行为结果发生—即故意。法律决不可能认定你打出的这一拳是无意识的,除非你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无法判断自己的行为后果。因为,你是个思维正常的人。这有许多判例能够佐证。
  对于主观故意按照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的通说,“故意”一般分两种,有直接证据证实的明确知道和以间接证据证明的推定故意(即应当知道)。推定故意是一种事后推断,一般指根据行为人的智力、精神状态、社会阅历等综合素质,推定其对某种行为或事物的性质、状态有认知和判断能力。简言之,即按照客观表象推断出行为人实施行为的性质有正确的认识。作为城管执法人员,其一:具有高等教育的学历,且是国家公务人员,对自己的行为可以完全推定其有认知能力。其二:作为一个执法人员,受过经常性的专业知识培训,是个具有对自己所从事的执法工作完全认知能力的执法者,绝对能够明确的知道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并知道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其三:XX市城管执法局在“五条禁令”中明确规定严禁粗暴对待相对人,严禁野蛮执法。这是城管系统多次进行特殊教育培训的内容,作为一个城管执法人员应该明确的知道。从以上分析,结合法理,可以完完全全的确认城管执法队员在此次事件中在主观上的故意。
  可以说我们队员在“执法”中和相对人发生了纠纷而动起手来,但可以肯定我们队员对自己的行为不一定有明确的认识和追求。但是无论造成何种程度的结果都在其主观犯意之内,所以,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是按实际伤害结果来确定。对于本次事件中相对人的损害,经司法鉴定造成轻伤(轻微伤?),即达到了故意伤害所确定的标准,应该负法律责任。
  五、赔偿是应该国家赔偿还是个人赔偿
  要搞清本次事件中是否应该国家赔偿问题,我们首先应结合事件的实质要件明确相关国家赔偿的法律规定。国家赔偿,又称国家侵权损害赔偿,是由国家对于行使公权利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活动。
  我国的《国家赔偿法》规定了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两种国家赔偿。
  行政赔偿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行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赔偿。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的主要组成部分。赔偿范围包括: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其他违法行为;
  《国家赔偿法》第五条同时规定了国家不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几种情形,其中包括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赔偿义务机关包括几种情形: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授予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被授权的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
  一、由以上法律规定,我们首先要明确在本次事件中我们队员的行为是不是在行使行政职权。我们队员的“执法”行为是基于法律授予的职权,在自己的管辖地区,本着对工作极大的责任心行使着自己的职权,其行为肯定是行政行为,这点不容质疑,应充分给予肯定。特别是我们队员的工作责任心,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并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弘扬。只是我们队员在行使行政职权的时候欠缺法律要件,是具有重大和明显瑕疵的行政行为(无效行政行为)。正因为如此,从法理上讲,在行使行政职权时给相对人造成损害,正是国家赔偿的法定范围。因此,就本次事件完全应该国家赔偿。
  二、城管的组织结构是所谓的“双重领导”,即办事处和城管大队对城管分队都有管辖权。那么哪个行政机关应该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呢?我们知道办事处对城管分队具有实际的管辖权,即我们所说的人事权、财政权等。城管大队是业务管辖。城管的执法权是XX市城管执法局依法授权的。要确定办事处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还是城管大队承担国家赔偿责任,应从城管队员的行为本身来分析。城管队员的行政行为是基于城管的职权,这个职权不是办事处授权,而是XX市城管执法局,其执法证也是XX市城管执法局颁发的,只有由执法局颁发的执法证后,城管队员才能有执法权,才能行使基于职权而发生的行政行为。因此,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行政机关应该是东城区城管监察大队。
  三、国家赔偿的法律程序问题。相对人要实现国家赔偿,根据法律规定必须要有严格的法律程序。行政赔偿请求人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要求,也可以在申请行政赔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一并提出,但不得不经赔偿义务机关处理而直接提起诉讼。这就要求相对人要实现国家赔偿,应当先向城管大队提出赔偿要求。作为责任人的个人在国家赔偿阶段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只有在完成了国家赔偿的法律程序以后,行政机关可以向具体责任人进行追尝。行政诉讼法的法理要求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任何单位、个人在发生行政诉讼时私下进行调解来“私了”都是违法的。当然,本次事件的最后处理结果没有进入司法程序。
  四、国家赔偿的标准问题。国家赔偿不能由相对人狮子大张口而漫天要价,必须严格按照法定标准来执行。从本次事件的结果来看,赔偿了相对人七万五实在是太高太高了,几乎相当于当事城管队员一年多的工资水平!
  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针对本次事件所发生的赔偿标准应该包括:支付医疗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也就是说,(1)国家赔偿应该是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因相对人其他疾病所发生的费用不能计算在内。(2)赔偿因误工所减少的收入,计算标准是: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3)国家赔偿法没有对所谓的“精神赔偿”进行确定,因此,国家赔偿不包括“精神损害”赔偿。(4)国家赔偿只赔偿遭受权利损害的相对人自己,不包括相对人的亲属等其他人。
  通过以上理性的分析,我们真应深刻的吸取教训,端正执法思想,提高自身执法素质,加强法制观念,以便今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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